第(3/3)页

    他走到窗前，望着东京灰蒙蒙的天空。

    “告诉日本那边，”他终于开口，“让他们做好准备。调查委员会要来东京。”

    10月，华盛顿。

    调查委员会第一次听证会，在国会山的听证厅举行。

    电视摄像机的灯光刺眼，旁听席上座无虚席。

    第一个作证的是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，一个叫詹姆斯·布朗的老兵。他七十岁了，瘦得皮包骨头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。

    “1942年4月，”他的声音沙哑缓慢，“我们投降了。日本人让我们在烈日下走，走了六天。没有水，没有食物。有人晕倒了，他们就一刺刀捅过去……”

    他解开衣领，露出脖子上那道丑陋的疤痕。

    “这是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捅的。我装死，躲过一劫。”

    听证厅里鸦雀无声。

    范登堡参议员摘下眼镜，擦了擦眼角。

    “布朗先生，谢谢你的证词。”

    第二个证人是当年“地狱之船”的幸存者。他讲述了自己如何被关在闷热的货舱里，听着鱼雷击中其他船只时战友们的惨叫。他的船被击沉时，他被爆炸的气浪抛进海里，才侥幸活下来。

    “那些日本人，”他咬牙切齿地说，“他们把舱门锁上了。他们让我的战友们淹死在里面。”

    第三个证人，第四个证人，第五个……

    每一天的听证会，都有新的幸存者站出来，讲述那些被遗忘的暴行。

    全美国的电视台都在转播。

    收视率破纪录。

    11月，调查委员会抵达东京。

    　　


    第(3/3)页